70年代初，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没有书读的岁月。有一次，我通过朋友辗转借到一本王纯一编撰的《西洋史要》。这本20多万字的书于1930年由上海南强书店出版，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欧洲的历史，从古代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今天看来此书有详略失当的缺陷，可在二十七八年前，还是使尚没有系统学过世界史的我眼界大开。该书作者王纯一的名字，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后来，我进入党史军史的研究领域，这才知道，王纯一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杨匏安的化名。

　　中学毕业不久，杨匏安留学日本，在日本的岁月里，他利用工余时间废寝忘食地钻研，终于熟练地掌握了日文，从此他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有时下工太晚来不及去图书馆，他就进书店翻书、读书。杨匏安读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方面的书籍，还初次接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919年，在日本自学有成的杨匏安回到广东，婚后在澳门、广州一面当教师，一面写作。他在《东方杂志》、《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发表了许多杂文、随笔、诗歌、小说。他的笔下大都是忧国忧民、触及时弊之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杨匏安陆续撰写、发表了许多宣传新文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青年心理学》、《美学拾零》、《唯物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其中《马克思主义》一文的发表时间稍晚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属于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之一，可以说为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1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杨匏安立即加入。7月23日，上海、北京、广州、湖南、湖北、山东６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聚集上海，举行了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全中国总共有53名共产党员，杨匏安就是建党之际这53名共产党员中的一员。最初，杨匏安在党内主要从事宣传工作。1923年，共产党开始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杨匏安按照共产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先后担任国民党广州市第十区分部负责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还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汪精卫、蒋介石、谭延凯、胡汉民、谭平山、林伯渠、陈公博、甘乃光一同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成为“九大常委”之一。杨匏安在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期间，有一天孩子们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拣到两角钱硬币，杨匏安吩咐他们立刻送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去。时任共产党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曾称赞杨匏安“为官廉洁、家境清贫”，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也注意到了杨匏安，颇赏识这位年轻干练的香山同乡。

　　1927年，杨匏安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政府将杨匏安列入“秘字第一号令”中要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名单。该名单上总共有197人，杨匏安被排在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等之后，为第8位。在逆转的形势下，杨匏安与谭平山、毛泽东等“跨党”的共产党员，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联合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共同发出了声讨蒋介石的通电，号召“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7月，汪精卫把持下的国民党中央宣布“分共”、“清党”，杨匏安被免职、开除国民党党籍并受到武汉政府通缉。杨匏安不畏惧白色恐怖，他出席了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受命协助广东党组织接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并在国民党张发奎部队开展统战工作。正当杨匏安冒着危险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之时，左倾盲动主义急性病在党内取得了支配地位。在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杨匏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被指责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杨匏安受到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还被撤消了中央监察委员的职务。大革命蓬勃发展时，杨匏安身兼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要职。可大革命失败后短短几个月内，他却失去了在国民党中央和共产党中央的职务；还被国民党通缉、共产党处分。在这种情况下，杨匏安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西洋史要》，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编译撰写的。1930年，杨匏安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杨匏安被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逮捕。蒋介石曾与杨匏安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鉴于杨匏安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蒋介石先后派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和广东香山籍的国民政府委员吴铁城面见杨匏安，劝他自首，脱离共产党投向国民党。面对这些熟人、同乡的劝降，杨匏安坚决地说：“我从参加革命开始，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杀了一个杨匏安，杀不尽千万个杨匏安”1931年8月，杨匏安被枪杀于上海龙华。就义前，他口占一首五律诗《示难友》，与难友们共勉以生命坚持革命气节。全诗如下：

　　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

　　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

　　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曾引用这首诗，激励、教育留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建国后，诗人萧三将它编入著名的《革命烈士诗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