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开平反

　　2月6日下午，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一案平反。会上，省委常委寇庆延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文件指出：1978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重新讨论了“李一哲”案件，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为此决定：“因‘李一哲’问题被拘留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应予释放”。“‘因李一哲’问题受牵连被审查的其他人，应按照本决定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省委认为，在处理‘李一哲’问题上的错误，应由省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省委要求有关单位依照‘有错必纠’的原则，抓紧解决有关‘李一哲’案件的遗留问题。”①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了话。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评，对错误处理这一案件承担了责任。他说，“李一哲”案件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所谓“发动大字报”问题。现在看来，这张大字报提出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例如，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的现实，指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等等。又如，大字报中表现出来的对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不满，对江青他们歪曲历史，别有用心地评价法家人物，以及对所谓评法批儒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提出的批判，都是对的。但我们却把大字报看成是破坏安定团结，妄图搞新的“匈牙利事件”，对它作了错误的批判。第二，关于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李一哲”一案是在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省委认为“李一哲”不应定为反革命集团，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吴南生在讲话中还谈了省委在处理“李一哲”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他说，通过对李一哲案件的处理，省委认为有些经验教训值得很好总结。首先，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鼓励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人民利益，都不能照搬；做错了的，都要纠正。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顺耳的话、逆耳的话都要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人民的精神生活才能热气腾腾。

　　在平反大会上，李正天等三人分别发了言。他们一致拥护省委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和吴南生的讲话。吴南生的讲话和李正天等人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会场上气氛活跃，充满了团结胜利的气氛。②

　　会后，广东省委给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会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平反大会开得比较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反映是好的，认为给他们平反是应该的。③《南方日报》通讯员和记者所写的《广州市干部和群众对省委为“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反映》说：省委公开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映强烈。许多人说，省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并由省委承担责任，公开检查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大得人心的。④

　　习仲勋2月5日抵达肇庆，参加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在肇庆时，仍关注“李一哲”案件问题，看了李正天等三人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稿，并看了《南方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有关报道和文章。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通过对“李一哲”案件平反，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首先，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都要纠正。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才能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第三，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决不允许把人民当阶级敌人对待。要学会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去激化矛盾。共产党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就会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结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无往而不胜。⑤

　　习仲勋从肇庆回到广州之后，又于2月25日上午在珠岛宾馆11号楼202房接见李正天。

　　习仲勋谈了对《中国青年报》刊载中央美术学院杜×文章的看法。这篇文章有一段写道：“据说王洪文曾气急败坏地叫嚷要动员100万人‘批判’这张大字报。当时的广东省委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宣集文’来对付李一哲，尽管‘宣集文’有来自省委乃至窃据中央权力的‘四人帮’的支持，掌握了一切必要的组织力量和宣传手段，但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习仲勋认为这篇文章“把王洪文和当时的省委挂在一起，给我们省委制造了很多麻烦”。他在肇庆时“就向中央反映，让家里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报》，说省委已向中央反映，如何处理，让他们请示中央考虑”。习仲勋对李正天说，“省委对‘李一哲’案件的处理，中央和各方面都是同意省委的处理意见的”。“从现在的省委、我，都是要立即解决你们的问题的。不是因为你们几个人怎么样，广东的冤案、假案、错案还多得很，比你们的案子大的也很多。”习仲勋特别提醒要肃清林彪、‘四人帮’搞极左，搞无政府主义的流毒。“讲民主，不能讲资产阶级个人民主，要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李正天说:“不能离开法制讲民主。”习仲勋询问李正天等四人平反情况之后，鼓励他说：“你在艺术上还要精。还要学习马列主义，还要搞社会工作。你们出来后，有人要你们去工作，你们不要答应，还是暂时不要离开广州好。社会上有些什么事情，通过你们去做工作就容易把事情搞清楚。……你不是党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要求入党。”李正天说：“我认为‘李一哲’作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今后不再以‘李一哲’的名义去搞什么东西了，以后要写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去写。”习仲勋说：“对。你们几个人的认识也不尽一致，认识问题的深浅也不同。过去那样搞允许，现在情况不同了，再那样搞，是背了个包袱。”李正天说：“我永远不忘记我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儿子，不要忘记党的领导。……党把我这样11岁的孩子，送到美术学院少年班，培养12年，是党一口饭一口饭把我养大，又教会了我本领，我是要报答的。……我不要求当官，我不要求任何条件。只有一个要求，我的待遇就是按我同届毕业生的转正、定级、提级、计算工龄去办。”习仲勋答应：“可以。……凡是合理的要求，过去应该办没有办的，都要落实。现在还没有办的，可以提意见。”⑥

　　五、再起波澜

　　可是，半个月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市街头多处贴出《为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理论讨论会启事》，决定在4月5日上午在红花岗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血谊亭内举行理论讨论会，王希哲和李正天还分别给香港《争鸣》杂志写信，并寄去该《启事》，要求在《争鸣》杂志上刊登，欢迎港澳或海外的同胞和朋友们到会参加讨论。3月16日上午，李正天还送来一封他和王希哲两人联名写给习仲勋的信，希望省委和习仲勋能够理解他们的行动，并提供物质保障。

　　为此，3月17日下午，习仲勋在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和省委办公厅陈仲旋、雷力行、琚立铭等人的陪同下，专门在省委珠岛宾馆五号餐厅约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谈话。在听了李正天等人陈述之后，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将会影响安定团结和擅自邀请港澳或海外同胞等回来参加政治活动的错误做法。习仲勋指出：你们发海报、出广告，是文化革命中搞的那一套。你们的来信，要求调动工作，我专门召开会议，一件件的处理、落实，对你们的事情，我是很负责任的。我是去年来的，不是办你们的案子的。你们想一想，哪一件事，我对你们玩过权术？有欺骗你们、不诚意地对你们的事情吗？你们这样搞，叫我们没法办事。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想问题，你们要想安定团结、搞四个现代化这个大前提。如果你们这么一搞，如果复退军人、下乡知青等都提出要这么搞，我们答应不答应？李正天等答：我们没有想到。习仲勋批评说：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这样一弄，会弄乱了。你们这么一搞，开了个头，对别人也没办法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这个口一开不好填，即使能填，在国内外都会造成影响。现在，党中央多么强调安定团结，在广东更有强调的必要，要有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你们这样搞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习仲勋明确表示：“省委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这样搞是错误的，我们是反对的。咋办？给你们一天时间，你们商量一下。” ⑦

　　经习仲勋做工作之后，第二天，李正天、王希哲给省委、习仲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认真讨论了你的意见，确实感觉到我们错了，我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这次“讨论会”，但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尽量减少由于我们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拟出几种“再启事”的写法方案，以征求省委意见，请省委直接指示我们。或通过李海东同志明天与我们定下来，不知当否？我们已给香港《争鸣》杂志去了信和电报，声明取消这次讨论会，勿发消息。

　　3月18日上午，习仲勋收到李正天、王希哲写来的信后，于11时45分至12时45分，召见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委托李海东3月19日找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三人谈话，做工作，务求他们同意按所提第一方案办理。

　　3月19日上午，李海东约了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来谈话，他们一致同意习仲勋的意见，按他们所提第一方案办理。当天晚上，李正天等人以“李一哲”名义在广州市贴出了《再启事》：“原定于烈士陵园召开的‘四·五’理论讨论会因故取消举行。”

　　六、反对极端民主化

　　但是，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由于有些年青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影响较大，加上有的人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因此，不经过批准，就搞结社和集会。当时，青年工人刘××等人组织了一个“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还办了《人民之声》杂志。3月28日，该学会在广州几处热闹的街头贴出海报：定于4月5日下午5时半，在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举行集会，风雨不改。他们准备发表有关民主问题的演说，同时出售“学会”办的油印刊物。团省委领导“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省委报告。习仲勋等人耐心地听取汇报，不厌其烦地询问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听完汇报后，习仲勋告诉团省委领导，省委经过分析，认为当前社会上的确存在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如知青问题、复退军人问题、待业青年的安排问题，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弄不好会被坏人利用，造成混乱。因此，必须教育要求集会的青年，要顾全大局，要维护南大门的正常秩序，要十分珍惜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安定团结局面”。习仲勋指示“这任务难度很大，要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通过说服教育的步伐，改变一个公开声称‘风雨不改’的集会，是不容易的。但必须要去做好，保证做好。”⑧团省委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出发，派出水平较高、能力较强的干部找他们谈话，劝说他们不要搞这样的集会。4月1日，《未来》编辑部在广州师范学院召开讨论会，王希哲等人在会上讲话。

　　4月2日晚上，习仲勋、杨尚昆在留园六号约见了广州市负责人梁湘、薛焰和团省委李海东，听取他们汇报两天来对《人民之声》、《未来》两个刊物人员做思想劝导工作的情况，决定立即约李正天来谈话。

　　李正天到来后，习仲勋向他询问了《人民之声》和《未来》杂志编辑部的情况。李正天将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并说明自己虽然收到他们的请贴，但没有参加讨论会。习仲勋说：他们那样搞还行呀，不是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连个国家观念也没有。他们这样搞，为什么国家不能干涉？！他们还搞什么纠察队，脱离党还行呀！王希哲那样搞，不批评教育还行吗？！现在人民群众都要求安定团结，要搞四化。省委为什么不同意你们那样搞？是为了保证有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个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好进行四化建设。如果在广州那样闹法，就不仅仅影响全省，还会影响上海、北京。有坏分子钻空子的，有存心搅乱的。如果他们还要那样搞，就要看把他们编到哪个队伍里了。这样搞，算是什么民主？是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主义。

　　接着，习仲勋念了王希哲等人4月1日的讲话要点：一、对形势的看法，二、对党的看法，三、对国家经济体制的看法，四、对毛主席的看法。

　　习仲勋对李正天特别说明，为什么今晚找你来呢？尚昆同志他们几位也在。可以说你是我的朋友吧，应该相信你。可能我要下乡一段时间，有什么急事，你可以找尚昆同志，他还兼广州市的第一把手。习仲勋所说的要下乡，实际上是要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因暂时保密原因，他才这么说。而正是这次会议，习仲勋代表广东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建议，并得到中央和邓小平的赞同和批准。

　　李正天在谈了对王希哲等人讲话看法后说：王希哲不能代表“李一哲”。我可以以个人名义去说服他。说服不了就由他自己负责。我们要为安定团结做贡献。生产上不去，工资、复退、知青等问题，都解决不了，多发钞票也是空纸一张。

　　习仲勋认为他这个观点是对的。在李海东汇报当天同《人民之声》的人谈话情况之后，习仲勋征求李正天意见，看看对此事该咋办。李正天提出，第二天能不能找王希哲、刘××等人开个会，做劝说工作。另外，能不能由团省委出面召开一个理论讨论会，邀请他们以及对“四·五”的热心者们参加，希望他们不另搞什么集会。杨尚昆表态说：我看李正天同志这个建议基本上可以。由团省委出面组织开个理论讨论会，你帮助做些工作，他们那个会就可以取消。⑨

　　4月3日晚上，团省委李海东、江东海等人约见“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未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刘××以及李正天等17人，进一步劝说他们取消公开集会。10时30分至12时25分，习仲勋、杨尚昆刚刚接见香港总督回来，就到团省委会议室接见了他们。习仲勋极为严肃地指出，你们搞这样的集会是不能允许的。你们一搞，北京、上海、宁夏又会搞起来了。宁夏已有人与你们联系来了。我的消息比你们灵通，不然，我不来广东当第一书记。我讲的你们搞集会会控制不了，指的是这个造成的影响，是你们所不能控制的。广东是南大门，比较开放一点。大家要爱护安定团结局面啊！我们的安定局面，是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没有安定团结，没有四个现代化，前途不堪设想。林彪、‘四人帮’把国家破坏到什么程度？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了！国家不能保，个人还保什么？

　　习仲勋说，“你们搞集会，不仅仅会影响广东，如只影响广东，我完全能控制得住，特别是会影响上海、北京。上海、北京那样闹起来是给国家脸上抹黑，是给国家帮倒忙。

　　“当然，你们也可以口头上说是民主，说你们拥护党中央，拥护省委领导的，而你们的行动就不是，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大好形势。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搞四个现代化的话不说，不利于搞四个现代化的事不做，这就是大道理。这样才能想得通。你们搞这些活动，去找共青团嘛！”

　　杨尚昆也严肃批评他们这种不经请示就准备在大庭广众召开集会而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做法。

　　李正天也劝他们，说现在不必要召开这样的会。

　　习仲勋、杨尚昆耐心地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不时插话进行交谈。他们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终于说服这些年青人取消这次公开集会。临走时，习仲勋深情地对他们说：“中国的未来完全寄托于你们年轻的一代，你们要珍惜自己的历史使命啊！”经团省委与“学会”进一步协商，“学会”撤销了4月5日集会的“公告”。“一场很可能导致动乱的集会”，就这样在习仲勋的领导下，“春风化雨般静悄悄地平息了”。大家一致同意4月5日由团省委召集第一次青年理论讨论会。⑩

　　七、尾声

　　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经与杨尚昆等在穗的省委领导人商定，4月25日，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上送一份报告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并报党中央，汇报了与李正天等人多次谈话的情况，并将习仲勋等领导接见李正天等人的三次谈话记录送上。鉴于北京有的单位来函要求调李正天等人去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些集会，省委意见“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广东目前的工作岗位上，扎扎实实地经受一些锻炼，对他们的成长较为有利。建议耀邦同志是否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说一下，不要轻易调这些人去北京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什么座谈会”。

　　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等人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处理该案平反工作，较为圆满地解决了“李一哲”案件的平反以及善后工作。

　　①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事件的决定》，1979年1月5日。

　　② 《省委召开“李一哲”案件平反大会》，《南方日报》，1979年2月7日。

　　③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1979年2月20日。

　　④ 陈仲旋：《怀念习老——仲勋同志》，《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⑤ 陈仲旋：《怀念习老——仲勋同志》，《怀念习仲勋》，第175页。

　　⑥ 《习仲勋同志接见李正天时的谈话要点》，1979年2月25日。

　　⑦ 《习仲勋同志第五次接见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3月17日。

　　⑧ 李海东、江东海、邓惠强：《高瞻远瞩  关心青年》，《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90—591页。

　　⑨ 《习仲勋、杨尚昆同志接见李正天的谈话记录》，1979年4月2日晚上。

　　⑩ 《习仲勋、杨尚昆同志接见“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未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及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4月3日晚；

　　李海东、江东海、邓惠强：《高瞻远瞩  关心青年》，《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91—592页。

　　11《中共广东省委致胡耀邦同志并报党中央的报告》，1979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