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馆
庄平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平时他的身体还算好,头脑也清醒,所以他一旦去世,我没有思想准备。对我来说一切都变化很大,作为几十年的伴侣,当然是万分悲痛的。随着岁月的推移,觉得应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悲痛化为怀念。时值东三支队成立五十八周年纪念之际,我把平时经常想起来的几件往事写出来,以表对庄平的怀念之情。
初次认识
1937年冬,我参加东莞县第二期短期军事训练班,这个班是以国民党社训总队名义办的,副队长叫颜奇,他是同情共产党的爱国军官。这个班实际上是我们中共县委掌握的。我在训练班里常见到一个高大的青年男子,穿的是学员的军服,同我们一起操练,但常与教官接近谈话。我好奇地问另一个女学员(她是东莞中学学生),她说:"他叫黄庄平,因表现不好,被开除出东莞中学的。"我又问他怎样不好,她说:"学校说他有'赤色活动',并以'丁等操行'共开除了十一个学生,其中一个叫王鲁明是被捕坐牢的。"这个时候,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了。从那时起,我认识了黄庄平。
冷酷的面孔
1938年冬,我和妹妹何群从东莞模范壮丁队调到大朗区松木山乡做交通站工作,以教妇女夜校为掩护。
由于是交通站,经常有地下党和部队的人来往,来往的多是男人,且常在学校后面一间做饭的房子食住。时间长了,引起一些好事者和有封建思想的老太婆不分青红皂白,散播谣言,说我们两姐妹作风不正派,常招男人过夜。有些家长不了解情况,怕女儿给我们带坏了,纷纷逼学生退学,一夜之间把各自带来的桌凳搬走,还在学校门口放着一堆生姜,在门上挂着一条裤(避邪之意),使整个乡都震动起来。当时我们俩姐妹是初出茅庐的小姑娘,这一场风波吓得我们要死。第二天一早我跑到大朗乡大井头村叶佛家去找黄庄平诉苦,并要求调动。但是他板起冷酷的面孔说:"不能调走,这个地方是交通站,不能离开。从工作上来说不能怕困难,从策略来说如果你们走了,群众更认为谣言是真的。"唉呀!这个人太冷酷了,太无情了。这么大的风波,一句安慰鼓励的话都没有,也没有提供应付办法。我带着一泡眼泪跟回学校,两姐妹抱头大哭,哭够了,两姐妹便研究对策,决定找两个胆量比较大,有正义感的学生黄风连、黄敬礼商量。我们秘密通知她们来,问她们对这次风波的看法。她们都哭着说:"昨晚没有来上课,心里很难过,又觉得对你们太不公平。我们对你们很了解,你们两姐妹在校上完课后,都同我们八、九个学生一起睡在学校的木棚上。你们都是好人。"我们说:"既然你们觉得不公平,你们又把书桌搬走,家长都认为谣言是真的了。"她们只是哭,一时又答不上我们的问话。我又问,她们敢不敢把书桌搬回来读书。她们二人异口同声说:"敢"。我说那好,我两姐妹教你两个读书。第三天晚上她们二人就大大方方地把书桌搬回来。我们照样开着火油大光灯上课,上完课后四个人同以往一样大声唱抗日救亡歌,引起窗口门口很多人来看。一个星期内全部学生返回校上课了。风波平静了,心花也开放了。虽然对那个冷酷面孔的人,仍觉得很可怕,但同时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庄平的决定是对的。
锦锅村党员学习班
1941年初,黄佳同志(大岑山区委书记)通知我到锦锅村参加党员学习班(我当时大岑山区大雁塘村工作)。锦锅村是属望牛墩区的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小孤岛,四面环水,人不能走路去,必须要划船才能进入这条村。所以这条村都是每家或两三家人共有一条小艇才能生活。
在该村一间祠堂里办学习班,有十多个学员,食、住、上课、活动、大小便都在这里,不能外出。上课人是陈铭炎(中共东莞县委书记)和黄庄平(水乡区区委宣传委员)。开课后常有好几个当地的农民自由出出入入,有的挑水倒在大水缸里,有的送木屐和洗脸的小木盆,或是自制的扫把等,有的送大小便用的木桶。生活上很方便也很丰富。一天二餐的粥和饭,常有香喷喷的鱼仔、小虾、蚬肉、番薯、芋仔、蔬菜等。这几个农民从不打扰我们,不声不吭地自己开门,自己关门,放下东西就走,好似经过训练的有纪律的地下工作人员。我好奇地问个别常送饭来的女青年,才了解到这条村历史上受敌人蒙蔽和利用,在本村不同姓别之间进行械斗,发展到全村放弃生产,晚上不敢回家睡觉,到别村去投亲靠友,整个村已成为瘫痪状态。当时东莞县委知道陈昶同志(县委负责武装工作的委员)与该村苏田同志有亲戚关系,便派陈进村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后来苏田和其他异姓的骨干认识到自己人打自己人是最愚蠢的,于是大家愿意和好,团结合作,解除械斗武器,组织民兵,保卫家乡,发展生产,并发展了一批骨干入党。1939年黄庄平调到水乡工作,在该村又继续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党支部,组织了农会、妇女会,扩大了民兵组织,并选举苏田同志为村长,在沦陷区的一个孤岛建立起红色政权。
党在这条村办过多期党员骨干短期学习班,培养了各地送来学习的大批党员,有利于各地开展工作。这个村已经成为训练党员的小基地,当地也有几个专门为党员学习班服务的工作人员。
这个村为什么能够在一片沦陷区中建立红色政权,能够成为训练党员的小基地,除了有共产党员的领导,有当地坚实的群众觉悟之外,同时这条村也有它的自然环境。因为这个村很穷,农民只能住茅屋,出门要走烂路,没有学校,读书要到望牛墩寄读,所以农民没有文化,很闭塞。同时是个小孤岛,四面环水,与外面接触不多,有利于我们活动。
六十年代时苏田同志常带领着干部来陈昶家和黄庄平家,经常保持联系。陈昶同志去世后,苏田仍一样探望陈昶同志家人。后来苏田同志年纪老迈,行动不便,便由唐咸基负责与这两家人联系。唐咸基同志是这批干部中最年轻的。最后唐咸基同志身体也不好了,他又带着新干部来接这个班。至九十年代,锦锅村仍与这两家人保持着联系。
其间黄庄平同志也帮助该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帮他们买了一些牌价钢材,造一座水泥桥,解决了孩子上学和广大群众出入生产等问题,不再一出门就撑船了。又如写信给县府和省民政厅证明该村在三十年代后期有党员、党支部、农会、民兵、妇女会和红色政权,符合老区条件,希望批准享受老解放区待遇。现在该村已享受老区荣誉和待遇了。这些事是全村上下皆大欢喜的。所以该村的干部和群众对陈昶和黄庄平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昶的孩子和陈昶妹妹陈福媛(文慧)的孩子被打成黑七类,他们将几个孩子送到锦锅村去避难,得到锦锅村干部和群众的关心和帮助。在1995年黄庄平的遗体告别会时,该村历届的新老干部几十人开了一部大卡车前来参加,并送了"香仪"。由于我身体不好,没有参加遗体告别会,管理委员会领导黄金胜、谢少江还来电话慰问,叫我节哀保重,并叫我到他们村散散心。我顺着情意约了陈昶之妹夫妇去,也受到热情接待。我们参观了以往邀请过我们参观的学校、新村、堤坝。现在新村比以前扩大了,多了一些新房子,又造了一座大桥,比以前那座壮观得多,还多了一间老人院。但有一个地方却没有改变,就是管理区是在一间比较小的旧楼房做办公室,到1996年去时也还是在这间房做办公室。我问他们村面貌变化很大,为什么管理区办公室不变一下呢?有一位我不认识的新干部说:"钱是一步一步赚来的,有钱先解决群众所需的事,我们管理区办公室慢慢建也无妨,"我心里在想,该村的新干部,也保持着"先人后己"的作风。
我们的婚礼
1942年初,天寒地冻的春节时间,我和黄庄平在东莞虎门镇村万明同志家结婚。当时万明同志家有一间闲屋,黄佳、王夫、黄庄平、李守仁和余XX夫妇都在此屋住。这间屋是一个无门直头大厅,厅里有两间对面房,一间房是万明家人住,一间是我们的同志住。老余夫妇住在没有门的厨房大灶前的草堆上。同志们住的房有一大一小两张床,大床上三位同志已经睡了。我们想把小床搬出大厅,但强大的北风直吹到底,迫于无奈就在房里的小床睡。万明家人送了一张半新旧的草席,我和庄平各自有一张很薄的小毛毡。今晚我们如何过呢?大家都不吭声。因为当时也无法解决房子问题。
当晚黄佳同志拿了两毛钱给老余去买花生,没有凳子坐,大家都站在旧的八仙桌旁吃花生,边吃边笑。吃完大家都睡觉了。我们就五个人同在一个房子里过了一个新婚之夜。第二天万明同志告诉我们有一间有过一新娘吊颈死的空屋,几个月没有人敢进去,如果我们敢住,即时就可以住。庄平说:"敢"。万明马上去拿锁匙。庄平把栋梁吊颈绳拿下来,我和老余夫妇打扫卫生。此屋是新的一房一厅,娇小玲珑,进门有一小天井,天井一边是小厨房,旁边是有门的小柴房。老余也搬到有门的柴房来住。我很想老余搬来住,我害怕"吊颈鬼",因为我睡的是"吊颈鬼"的床。但白天两餐饭是要我做,大家都来吃饭,他们晚上谈到很晚才走。这样这间小屋显得热闹些,壮我的胆,我更高兴。
匆忙撤出博罗县
1943年秋,黄庄平调博罗县任县委书记,我随行在横河区的坪山和坡下两村教学作掩护。该校是雇我们二人教书的,只有一、二、三、四年级。幸好这所学校地点在坡下、坪山两村之间的山脚边,隔开两条村,对我们来说活动方便。黄庄平每周只上一、二堂课,但每周我们二人必定轮流去家访,造成黄庄平经常在学校的样子,以掩人耳目。其实他多在外边活动。这样黄庄平的活动就不会引起怀疑。全校的课程实际是我一个人负责。
约在1944年秋,县委交通员朱秀丰同志来通知说,我母亲病危速即回家。我当时是半信半疑。我宣布停课10天,赶到校长家(名誉校长是个地主)请假,并领了一担谷的钱走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我跟着交通员走路到长宁乡大江村朱秀丰家,天已黑了。第二天朱又带我到石龙火车站,叫我自己乘火车回家。回到家里,见到母亲和庄平正在吃晚饭。我即问出了什么事,你这么早回来?他笑着说,我怕你"守寡",所以走得比你快。原来博罗县委组织部长被捕,他所知道的线索都全部撤走。我很可惜地说,我两手空空回来,我们二人的必需生活用品都在学校。他说是保存革命力量要紧,还是那些"鸡碎"要紧呢。我只有苦笑了一下,便吃饭了。
经过一个多月,没有发现敌人有跟踪搜索的迹象,可能被捕者没有叛变行为。直到1949年底,博罗解放了,黄庄平又到横河。学生和家长闻声纷纷赶来,说我们的行李都给人偷走了,还说要出钱赔还。黄庄平说革命总会有牺牲的,我们不少同志已经献出了生命,这些行李算不了什么,不要放在心里。
在阳江经商
东江纵队北撤时,上级通知我们到香港集中,拟去北撤。后来尹林平同志经过考虑,认为黄庄平可以留下来坚持工作,于是在1946年7月份调到粤西区当副特派员。初期在恩平住了一段时期,后去阳江经商以作掩护。他对经商既无本钱又无经验,通过地方党关系在县城租了一间铺,做批发片糖生意。做批发商对外好应付,一可以不经常开门,二可以不用多人。铺里老是放着十多缸片糖,还有十多空缸摆着装门面,门牌贴着"兴隆货栈"四个大字。黄庄平经常不在铺,如果在铺的时候就故意打开门,左、右货栈的人便来叫黄先生,并问生意情况,又问东问西。既然是故意开门,必然会有思想准备应付的。但是邻居的老闾娘进来我去打麻雀,适逢当时我小产,又缺乏营养,所以面黄肌瘦,推搪掉了。在小产期间,庄平没有照顾我,只委托一名地下党员叫陈国维的同志照顾我,把我当作亲戚送我住院,接我出院,住院期间费用都是陈国维同志出的。后来组织上又派了一个小鬼来,名叫陈兴。陈兴同志名义是店员,实际上是联络员。他在店里工作勤劳,每天清早开着铺门打扫卫生,一日二餐都是他做,我小产不能起床时他也帮我煲药、洗衣服等。他又努力学习,晚上经常写字、做笔记、画画等。这小鬼积极精灵,我常惦念他。解放后他来探望过我们。他曾任高州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老干局局长。现离休仍在高州。经商的生活虽然安闲平静,但实际内心很不安定,日子很难过。我一不习惯如此生活,二不会应付这些环境。幸好时间不长。1947年3月接到调回游击区的命令,真是喜从天降,立即准备行装,便到江北地区去。黄庄平任江北地区工委书记。
坪地事件
1948年夏,江北支队因工作需要,要建立四团,在佛岗县开展工作。黄庄平带领四团的工作人员在从化县东明乡坪地村开会。坪地村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陈李中同志为了慎重起见,多派了两名警卫员,加上原来黄庄平有两个警卫员,共四人随去。
在四月五日清明节那一天下午5时,刚吃过晚饭,敌人包围了整个村,机关枪到处乱扫。而队伍正在饭后分散活动,(有的在洗澡、有的到群众家去访问等)情况比较混乱。黄庄平仍在祠堂内,三支机关抢在祠堂对方的鱼塘边扫射过来,正门口已经是不可能冲出去,而祠堂里有两个小横门,两旁的横门口外是小巷,小巷有一米来宽,巷口与祠堂门口是同一个方向,也有机关枪在扫射。横门口对方有小民房挡着,出了横门必须向后走三、四米长的路,才有掩护的地方。第一个背着文件包的警卫员罗基同志已经倒在横巷里。第二个警卫员从左边门口冲出去又倒下来了。跟在后面的黄庄平即退回来,对着仍在祠堂里的人说,我们必须冲出去,好过在这里被擒。第三个警卫员是陈有同志,他同黄庄平一同冲出去,并掩护黄庄平走到有遮挡的地方,大力拉他爬上山去。第四个警卫员当时不在祠堂里,但也牺牲了。四个警卫员,只剩下陈有同志一个。
陈为同志当时也在坪地,她是负责油印文件工作。她闻枪声冒着危险跑回祠堂,拿了文件又冲出去跑到后山有掩护的地方。要爬上山的地方有两米高的陡坡,她爬不上去,团长黄渠成也上去,回头去照顾别人,结果也牺牲了。陈为同志正要走时,又见到林科同志倒地牺牲了。她走到林科同志身边,拿走了手枪,并解下了子弹带。敌人对准她扫射,结果陈为同志被扫断了两个食指。
黄渠成同志,林科同志是团级干部,敌人把他二人的头割下来,挂在从化县城街口的门楼上。
坪地事件,我不在场,也不了解前前后后的整个情况,以上我写的局部情况都是听黄庄平同志说的。时间长了,不一定记得很清楚。我认为坪地事件是我们思想麻痹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十分令人痛心。不过也充分看到我们东三支队伍的同志们,不惜牺牲,在枪林弹雨中抢救别人、抢救文件,抢救枪枝、子弹的英勇奋战精神,是很值得我们钦佩和自豪的。
大批书籍给白蚁蛀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黄庄平受审查。党校内外的造反派来没收所谓"四旧"书籍。除了马、恩、列、斯、毛著作之外,其它的书全搬走了,包括鲁讯全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西厢记以及巴金小说等。后来,有人通知我去党校厨房地下室把书搬回来。我和老保姆去了,看到这大批书,堆在地下室的地上,已经是潮湿了,被白蚁蛀了。我们没有搬。待黄庄平被解放回家时,便告诉他这件事。他虽然没有吭声,但表情很难过。后来他补发了工资,除了补交了大笔党费外,其余的相当大部份拿去买回这些书。我们原住在党校,一切家具都是党校的。因是"牛鬼蛇神"家属,被赶到工人宿舍去住,而且只给一个房间。一家人的东西实在无法放下,便苦苦要求造反派借了两张旧的木架床,什么东西都堆在木架床上层去,下层则睡人。到70年代中期,我们才搬到市委宿舍法政路的房子住,市委行政处给我们的家具很少,只好把党校的两张木架床也搬去。大厅空空的,便在旧家私铺买了一张西式的旧茶几柜,放在大厅中间摆放茶壶、茶杯、花瓶等,还托马忠良同志买了一长两短的梳化椅。马忠良同志不收人工钱,也不收运费,所以很便宜。我们3个孩子都去农村当了知青,回来时已是大青年,都有结婚对象了。他们回来时工资很低,怎么办呢?便托陈有在农村买了三张客家床,每张50元。孩子在农村锻炼时,学会一些木匠工夫,各自把客家床修修改改。陈有又替我们买了一些木料,请亲戚及孩子的同学做3张书台,三个男装柜。两年时间三个孩子结婚了。
上述几件事已过去多年了,细节可能会有不准确的地方,观点也可以出错,但我觉得真实的黄庄平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