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平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平时他的身体还算好，头脑也清醒，所以他一旦去世，我没有思想准备。对我来说一切都变化很大，作为几十年的伴侣，当然是万分悲痛的。随着岁月的推移，觉得应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悲痛化为怀念。时值东三支队成立五十八周年纪念之际，我把平时经常想起来的几件往事写出来，以表对庄平的怀念之情。

　　初次认识

　　1937年冬，我参加东莞县第二期短期军事训练班，这个班是以国民党社训总队名义办的，副队长叫颜奇，他是同情共产党的爱国军官。这个班实际上是我们中共县委掌握的。我在训练班里常见到一个高大的青年男子，穿的是学员的军服，同我们一起操练，但常与教官接近谈话。我好奇地问另一个女学员（她是东莞中学学生），她说："他叫黄庄平，因表现不好，被开除出东莞中学的。"我又问他怎样不好，她说："学校说他有'赤色活动'，并以'丁等操行'共开除了十一个学生，其中一个叫王鲁明是被捕坐牢的。"这个时候，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了。从那时起，我认识了黄庄平。

　　冷酷的面孔

　　1938年冬，我和妹妹何群从东莞模范壮丁队调到大朗区松木山乡做交通站工作，以教妇女夜校为掩护。

　　由于是交通站，经常有地下党和部队的人来往，来往的多是男人，且常在学校后面一间做饭的房子食住。时间长了，引起一些好事者和有封建思想的老太婆不分青红皂白，散播谣言，说我们两姐妹作风不正派，常招男人过夜。有些家长不了解情况，怕女儿给我们带坏了，纷纷逼学生退学，一夜之间把各自带来的桌凳搬走，还在学校门口放着一堆生姜，在门上挂着一条裤（避邪之意），使整个乡都震动起来。当时我们俩姐妹是初出茅庐的小姑娘，这一场风波吓得我们要死。第二天一早我跑到大朗乡大井头村叶佛家去找黄庄平诉苦，并要求调动。但是他板起冷酷的面孔说："不能调走，这个地方是交通站，不能离开。从工作上来说不能怕困难，从策略来说如果你们走了，群众更认为谣言是真的。"唉呀！这个人太冷酷了，太无情了。这么大的风波，一句安慰鼓励的话都没有，也没有提供应付办法。我带着一泡眼泪跟回学校，两姐妹抱头大哭，哭够了，两姐妹便研究对策，决定找两个胆量比较大，有正义感的学生黄风连、黄敬礼商量。我们秘密通知她们来，问她们对这次风波的看法。她们都哭着说："昨晚没有来上课，心里很难过，又觉得对你们太不公平。我们对你们很了解，你们两姐妹在校上完课后，都同我们八、九个学生一起睡在学校的木棚上。你们都是好人。"我们说："既然你们觉得不公平，你们又把书桌搬走，家长都认为谣言是真的了。"她们只是哭，一时又答不上我们的问话。我又问，她们敢不敢把书桌搬回来读书。她们二人异口同声说："敢"。我说那好，我两姐妹教你两个读书。第三天晚上她们二人就大大方方地把书桌搬回来。我们照样开着火油大光灯上课，上完课后四个人同以往一样大声唱抗日救亡歌，引起窗口门口很多人来看。一个星期内全部学生返回校上课了。风波平静了，心花也开放了。虽然对那个冷酷面孔的人，仍觉得很可怕，但同时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庄平的决定是对的。

　　锦锅村党员学习班

　　1941年初，黄佳同志（大岑山区委书记）通知我到锦锅村参加党员学习班（我当时大岑山区大雁塘村工作）。锦锅村是属望牛墩区的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小孤岛，四面环水，人不能走路去，必须要划船才能进入这条村。所以这条村都是每家或两三家人共有一条小艇才能生活。

　　在该村一间祠堂里办学习班，有十多个学员，食、住、上课、活动、大小便都在这里，不能外出。上课人是陈铭炎（中共东莞县委书记）和黄庄平（水乡区区委宣传委员）。开课后常有好几个当地的农民自由出出入入，有的挑水倒在大水缸里，有的送木屐和洗脸的小木盆，或是自制的扫把等，有的送大小便用的木桶。生活上很方便也很丰富。一天二餐的粥和饭，常有香喷喷的鱼仔、小虾、蚬肉、番薯、芋仔、蔬菜等。这几个农民从不打扰我们，不声不吭地自己开门，自己关门，放下东西就走，好似经过训练的有纪律的地下工作人员。我好奇地问个别常送饭来的女青年，才了解到这条村历史上受敌人蒙蔽和利用，在本村不同姓别之间进行械斗，发展到全村放弃生产，晚上不敢回家睡觉，到别村去投亲靠友，整个村已成为瘫痪状态。当时东莞县委知道陈昶同志（县委负责武装工作的委员）与该村苏田同志有亲戚关系，便派陈进村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后来苏田和其他异姓的骨干认识到自己人打自己人是最愚蠢的，于是大家愿意和好，团结合作，解除械斗武器，组织民兵，保卫家乡，发展生产，并发展了一批骨干入党。1939年黄庄平调到水乡工作，在该村又继续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党支部，组织了农会、妇女会，扩大了民兵组织，并选举苏田同志为村长，在沦陷区的一个孤岛建立起红色政权。

　　党在这条村办过多期党员骨干短期学习班，培养了各地送来学习的大批党员，有利于各地开展工作。这个村已经成为训练党员的小基地，当地也有几个专门为党员学习班服务的工作人员。

　　这个村为什么能够在一片沦陷区中建立红色政权，能够成为训练党员的小基地，除了有共产党员的领导，有当地坚实的群众觉悟之外，同时这条村也有它的自然环境。因为这个村很穷，农民只能住茅屋，出门要走烂路，没有学校，读书要到望牛墩寄读，所以农民没有文化，很闭塞。同时是个小孤岛，四面环水，与外面接触不多，有利于我们活动。

　　六十年代时苏田同志常带领着干部来陈昶家和黄庄平家，经常保持联系。陈昶同志去世后，苏田仍一样探望陈昶同志家人。后来苏田同志年纪老迈，行动不便，便由唐咸基负责与这两家人联系。唐咸基同志是这批干部中最年轻的。最后唐咸基同志身体也不好了，他又带着新干部来接这个班。至九十年代，锦锅村仍与这两家人保持着联系。

　　其间黄庄平同志也帮助该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帮他们买了一些牌价钢材，造一座水泥桥，解决了孩子上学和广大群众出入生产等问题，不再一出门就撑船了。又如写信给县府和省民政厅证明该村在三十年代后期有党员、党支部、农会、民兵、妇女会和红色政权，符合老区条件，希望批准享受老解放区待遇。现在该村已享受老区荣誉和待遇了。这些事是全村上下皆大欢喜的。所以该村的干部和群众对陈昶和黄庄平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昶的孩子和陈昶妹妹陈福媛（文慧）的孩子被打成黑七类，他们将几个孩子送到锦锅村去避难，得到锦锅村干部和群众的关心和帮助。在1995年黄庄平的遗体告别会时，该村历届的新老干部几十人开了一部大卡车前来参加，并送了"香仪"。由于我身体不好，没有参加遗体告别会，管理委员会领导黄金胜、谢少江还来电话慰问，叫我节哀保重，并叫我到他们村散散心。我顺着情意约了陈昶之妹夫妇去，也受到热情接待。我们参观了以往邀请过我们参观的学校、新村、堤坝。现在新村比以前扩大了，多了一些新房子，又造了一座大桥，比以前那座壮观得多，还多了一间老人院。但有一个地方却没有改变，就是管理区是在一间比较小的旧楼房做办公室，到1996年去时也还是在这间房做办公室。我问他们村面貌变化很大，为什么管理区办公室不变一下呢？有一位我不认识的新干部说："钱是一步一步赚来的，有钱先解决群众所需的事，我们管理区办公室慢慢建也无妨，"我心里在想，该村的新干部，也保持着"先人后己"的作风。

　　我们的婚礼

　　1942年初，天寒地冻的春节时间，我和黄庄平在东莞虎门镇村万明同志家结婚。当时万明同志家有一间闲屋，黄佳、王夫、黄庄平、李守仁和余XX夫妇都在此屋住。这间屋是一个无门直头大厅，厅里有两间对面房，一间房是万明家人住，一间是我们的同志住。老余夫妇住在没有门的厨房大灶前的草堆上。同志们住的房有一大一小两张床，大床上三位同志已经睡了。我们想把小床搬出大厅，但强大的北风直吹到底，迫于无奈就在房里的小床睡。万明家人送了一张半新旧的草席，我和庄平各自有一张很薄的小毛毡。今晚我们如何过呢？大家都不吭声。因为当时也无法解决房子问题。

　　当晚黄佳同志拿了两毛钱给老余去买花生，没有凳子坐，大家都站在旧的八仙桌旁吃花生，边吃边笑。吃完大家都睡觉了。我们就五个人同在一个房子里过了一个新婚之夜。第二天万明同志告诉我们有一间有过一新娘吊颈死的空屋，几个月没有人敢进去，如果我们敢住，即时就可以住。庄平说："敢"。万明马上去拿锁匙。庄平把栋梁吊颈绳拿下来，我和老余夫妇打扫卫生。此屋是新的一房一厅，娇小玲珑，进门有一小天井，天井一边是小厨房，旁边是有门的小柴房。老余也搬到有门的柴房来住。我很想老余搬来住，我害怕"吊颈鬼"，因为我睡的是"吊颈鬼"的床。但白天两餐饭是要我做，大家都来吃饭，他们晚上谈到很晚才走。这样这间小屋显得热闹些，壮我的胆，我更高兴。

　　匆忙撤出博罗县

　　1943年秋，黄庄平调博罗县任县委书记，我随行在横河区的坪山和坡下两村教学作掩护。该校是雇我们二人教书的，只有一、二、三、四年级。幸好这所学校地点在坡下、坪山两村之间的山脚边，隔开两条村，对我们来说活动方便。黄庄平每周只上一、二堂课，但每周我们二人必定轮流去家访，造成黄庄平经常在学校的样子，以掩人耳目。其实他多在外边活动。这样黄庄平的活动就不会引起怀疑。全校的课程实际是我一个人负责。

　　约在1944年秋，县委交通员朱秀丰同志来通知说，我母亲病危速即回家。我当时是半信半疑。我宣布停课10天，赶到校长家（名誉校长是个地主）请假，并领了一担谷的钱走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我跟着交通员走路到长宁乡大江村朱秀丰家，天已黑了。第二天朱又带我到石龙火车站，叫我自己乘火车回家。回到家里，见到母亲和庄平正在吃晚饭。我即问出了什么事，你这么早回来？他笑着说，我怕你"守寡"，所以走得比你快。原来博罗县委组织部长被捕，他所知道的线索都全部撤走。我很可惜地说，我两手空空回来，我们二人的必需生活用品都在学校。他说是保存革命力量要紧，还是那些"鸡碎"要紧呢。我只有苦笑了一下，便吃饭了。

　　经过一个多月，没有发现敌人有跟踪搜索的迹象，可能被捕者没有叛变行为。直到1949年底，博罗解放了，黄庄平又到横河。学生和家长闻声纷纷赶来，说我们的行李都给人偷走了，还说要出钱赔还。黄庄平说革命总会有牺牲的，我们不少同志已经献出了生命，这些行李算不了什么，不要放在心里。

　　在阳江经商

　　东江纵队北撤时，上级通知我们到香港集中，拟去北撤。后来尹林平同志经过考虑，认为黄庄平可以留下来坚持工作，于是在1946年7月份调到粤西区当副特派员。初期在恩平住了一段时期，后去阳江经商以作掩护。他对经商既无本钱又无经验，通过地方党关系在县城租了一间铺，做批发片糖生意。做批发商对外好应付，一可以不经常开门，二可以不用多人。铺里老是放着十多缸片糖，还有十多空缸摆着装门面，门牌贴着"兴隆货栈"四个大字。黄庄平经常不在铺，如果在铺的时候就故意打开门，左、右货栈的人便来叫黄先生，并问生意情况，又问东问西。既然是故意开门，必然会有思想准备应付的。但是邻居的老闾娘进来我去打麻雀，适逢当时我小产，又缺乏营养，所以面黄肌瘦，推搪掉了。在小产期间，庄平没有照顾我，只委托一名地下党员叫陈国维的同志照顾我，把我当作亲戚送我住院，接我出院，住院期间费用都是陈国维同志出的。后来组织上又派了一个小鬼来，名叫陈兴。陈兴同志名义是店员，实际上是联络员。他在店里工作勤劳，每天清早开着铺门打扫卫生，一日二餐都是他做，我小产不能起床时他也帮我煲药、洗衣服等。他又努力学习，晚上经常写字、做笔记、画画等。这小鬼积极精灵，我常惦念他。解放后他来探望过我们。他曾任高州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老干局局长。现离休仍在高州。经商的生活虽然安闲平静，但实际内心很不安定，日子很难过。我一不习惯如此生活，二不会应付这些环境。幸好时间不长。1947年3月接到调回游击区的命令，真是喜从天降，立即准备行装，便到江北地区去。黄庄平任江北地区工委书记。

　　坪地事件

　　1948年夏，江北支队因工作需要，要建立四团，在佛岗县开展工作。黄庄平带领四团的工作人员在从化县东明乡坪地村开会。坪地村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陈李中同志为了慎重起见，多派了两名警卫员，加上原来黄庄平有两个警卫员，共四人随去。

　　在四月五日清明节那一天下午5时，刚吃过晚饭，敌人包围了整个村，机关枪到处乱扫。而队伍正在饭后分散活动，（有的在洗澡、有的到群众家去访问等）情况比较混乱。黄庄平仍在祠堂内，三支机关抢在祠堂对方的鱼塘边扫射过来，正门口已经是不可能冲出去，而祠堂里有两个小横门，两旁的横门口外是小巷，小巷有一米来宽，巷口与祠堂门口是同一个方向，也有机关枪在扫射。横门口对方有小民房挡着，出了横门必须向后走三、四米长的路，才有掩护的地方。第一个背着文件包的警卫员罗基同志已经倒在横巷里。第二个警卫员从左边门口冲出去又倒下来了。跟在后面的黄庄平即退回来，对着仍在祠堂里的人说，我们必须冲出去，好过在这里被擒。第三个警卫员是陈有同志，他同黄庄平一同冲出去，并掩护黄庄平走到有遮挡的地方，大力拉他爬上山去。第四个警卫员当时不在祠堂里，但也牺牲了。四个警卫员，只剩下陈有同志一个。

　　陈为同志当时也在坪地，她是负责油印文件工作。她闻枪声冒着危险跑回祠堂，拿了文件又冲出去跑到后山有掩护的地方。要爬上山的地方有两米高的陡坡，她爬不上去，团长黄渠成也上去，回头去照顾别人，结果也牺牲了。陈为同志正要走时，又见到林科同志倒地牺牲了。她走到林科同志身边，拿走了手枪，并解下了子弹带。敌人对准她扫射，结果陈为同志被扫断了两个食指。

　　黄渠成同志，林科同志是团级干部，敌人把他二人的头割下来，挂在从化县城街口的门楼上。

　　坪地事件，我不在场，也不了解前前后后的整个情况，以上我写的局部情况都是听黄庄平同志说的。时间长了，不一定记得很清楚。我认为坪地事件是我们思想麻痹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十分令人痛心。不过也充分看到我们东三支队伍的同志们，不惜牺牲，在枪林弹雨中抢救别人、抢救文件，抢救枪枝、子弹的英勇奋战精神，是很值得我们钦佩和自豪的。

　　大批书籍给白蚁蛀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黄庄平受审查。党校内外的造反派来没收所谓"四旧"书籍。除了马、恩、列、斯、毛著作之外，其它的书全搬走了，包括鲁讯全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西厢记以及巴金小说等。后来，有人通知我去党校厨房地下室把书搬回来。我和老保姆去了，看到这大批书，堆在地下室的地上，已经是潮湿了，被白蚁蛀了。我们没有搬。待黄庄平被解放回家时，便告诉他这件事。他虽然没有吭声，但表情很难过。后来他补发了工资，除了补交了大笔党费外，其余的相当大部份拿去买回这些书。我们原住在党校，一切家具都是党校的。因是"牛鬼蛇神"家属，被赶到工人宿舍去住，而且只给一个房间。一家人的东西实在无法放下，便苦苦要求造反派借了两张旧的木架床，什么东西都堆在木架床上层去，下层则睡人。到70年代中期，我们才搬到市委宿舍法政路的房子住，市委行政处给我们的家具很少，只好把党校的两张木架床也搬去。大厅空空的，便在旧家私铺买了一张西式的旧茶几柜，放在大厅中间摆放茶壶、茶杯、花瓶等，还托马忠良同志买了一长两短的梳化椅。马忠良同志不收人工钱，也不收运费，所以很便宜。我们3个孩子都去农村当了知青，回来时已是大青年，都有结婚对象了。他们回来时工资很低，怎么办呢？便托陈有在农村买了三张客家床，每张50元。孩子在农村锻炼时，学会一些木匠工夫，各自把客家床修修改改。陈有又替我们买了一些木料，请亲戚及孩子的同学做3张书台，三个男装柜。两年时间三个孩子结婚了。

　　上述几件事已过去多年了，细节可能会有不准确的地方，观点也可以出错，但我觉得真实的黄庄平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