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一个尊敬的称呼，一个亲切的称呼。

　　在我们党内，有着许许多多献身革命事业的女同志。她们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在和平年代，她们不居功，不自傲，勤勤恳恳，无私奉献，赢得了党和人民的尊敬。人们亲切地把她们称为大姐。宋维静大姐就是这样一个让我们感到尊敬和亲切的大姐。

　　提起宋维静大姐，不由得想起前些时间电视里播放的一个电视剧，叫《激情燃烧的岁月》。主角石光荣，是一个革命队伍中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他对革命事业的那种热情、那种执着、那种投入，让人感动。他是革命军人中的一种典型。而宋维静大姐则是革命队伍中女同志的一种典型。她对革命事业很忠心，对同志很坦诚，对是非很分明，对工作很投入。她的性格是刚强的，或许“刚强”这两个字还不够准确，还不足以形容她，而应该说是“刚烈”。她给人的印象同样是强烈的。我跟她认识后，有几件事情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第一件事情是“冲”常委会。80年代期间，有一次市委开常委会，我是外经委主任，列席该次会议。会议正开得热烈，突然间门打开了，一位老大姐手里拿着拐杖“笃、笃、笃”地走了进来。我认得这是宋大姐。她的突然出现让大家很愕然，也很奇怪，就都静止下来看着她。这时，作为主持人的许士杰书记站了起来：“大姐，有什么事？”宋大姐当时就讲了一番话，是反映农民问题的。许书记当即答复：“这事我马上派人处理。”宋大姐说的具体什么事情已经忘了，但当时的那种情景却让人永远难忘。

　　这是因为宋大姐是在开常委会时进来的，可以说是“冲”常委会。市委常委会是广州市里最高规格的会议，谈的都是大事，机密度很高。一般来说，市委开常委会，外面有人守住，不会随便让人进来。她进来无人敢阻已让人诧异，而同时让人震憾又感动的是，她是为民请命而来的。“冲”常委会，为的是替农民说话，为农民鼓与呼。她的神态是庄重而坚定的，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踌躇。而许书记对她的尊敬和在座同志对她的专注也让人印象深刻。许书记马上过问她的事情，马上答复，马上落实。事隔不久，我见到宋大姐，就问她：“上次开常委会你提的事情办得怎样了？”宋大姐说：“办妥了，许书记找人办了，我很满意。”她的神情，是愉快而满足的。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我个人的一段经历。

　　我是1988年经人大通过当选广州市长的，到1990年我辞职。本来一届任期应是4年，而我只任了2年。我是知道原因的，这是因为我任市长时已超龄。我们任免干部有句话，叫做“七上八下”。也就是说，57岁的可以上去，58岁的就该退下来了，而我做市长时已是60岁了。这事情是当时的市委书记谢非同志管的。1988年他调回省里工作时，提出让我做市长。我回答说年纪大了，并向他推荐了另外两个同志。当时谢非同志说：“你的年龄是偏大一些，但身体好，工作也熟悉。我们的意见是先让你当着，可惜我们发现你太晚了，等找到合适的人选就换你。”

　　1990年在市长一职有了新的人选之后，我向人大提出辞职。当时外界对这事有相当多的反应，有些反应是提出疑问：他没有犯错误，为何半途罢官？

　　有一天，宋大姐走进我的办公室，劈头就问：“杨资元，你犯了什么错误？”我很愕然：“我没犯什么错误，工作上我是努力的。”宋大姐道：“你到底有错没有？”我说：“坦白地说，工作上有缺点在所难免，但我在品质上、思想上、纪律上没有犯错误。”宋大姐：“那好。告诉你，你不当市长，我不满意，我要上北京反映去。”我吓了一跳：“不要去，这是组织上安排的。这事早就说好了的。”宋大姐：“这事不公平。我是一个党员，我要上北京反映。”

　　不管我怎么劝，大姐还是不听，走了。我把事情反映给省里某负责同志，负责同志说：“她就这脾气，你阻她不了的。”

　　第二天，宋大姐果然走了。几天后回来，跟我说：“你的事我反映了。”我看看她，无话可说。

　　这就是她的性格！她认为这事不公平（其实并非不公平），她是那种路见不平，挺身而出的人。不因祸福避趋，不因利害退缩。只问是非，不问其他。另外，这也反映了她对同志的一种态度，她是那种对同志坦诚相待、能够把一颗心捧给同志的人。

　　大姐的人生，是一首艰难时代里奋进的歌。还在抗战时期，大姐的丈夫就为革命牺牲了。这时大姐才28岁，正值青春年华。此后，大姐一直孑然一身。从28岁到92岁，这一段漫长的人生之路她是独自一人走过来的。本来她是完全有条件再婚的，年轻时的大姐是个漂亮姑娘，气质高华，而且性格热情开朗。她一直未婚，一是她怀念她的丈夫，她对爱情很忠贞，感情很专一。她的心灵深处只有温健公。温健公去了，她的心扉之门也从此关上了。其次，还由于她一直忙着革命工作，无暇顾及个人的事情。她象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工作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内容。在她看来，就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放在工作上还不足够，那还有时间再顾及自己感情的事呢。

　　即使是在日常工作中，个人的感受也总是服从于工作需要的。大姐曾经告诉过我这么一个故事。那是解放初期，她出任山西大同矿务局副局长。一到任，她就下井了。在井下，她看到的一幕让她一下惊呆了：井下干活的矿工清一色全是男人，他们赤身露体，一丝不挂，象一群黑蚂蚁似的埋头劳作。仿佛时光倒流到原始社会，仿佛文明的光辉没有照耀过这里。她看到的情景让她说不出的震憾和羞涩。这时，她才是个刚刚40岁出头的女同志，那种情景，那种难堪，那种尴尬，可以想见。但作为矿务局副局长，她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第二次、第三次，她咬咬牙还是下去。以后，下井就成为她工作的一个部分。她认为，在工作面前，个人的感受是不值得计较的。

　　还有这么一件事，那是我当市长期间，有一年的8、9月份，一场11、12级的强台风正面袭击广州，来势凶猛。那时，黄伟宁是广州市的副市长，分管农业和防风防汛。那天晚上，风狂雨暴，飞沙走石，我们俩到设在广州水利局的防汛指挥部坐镇，指挥防灾救灾工作。这时，大姐身披雨衣脚步匆忙地推门进来了。我惊讶地问：“这个天气，你来干什么？”大姐道：“刮大风呀，下大雨呀，我不放心，过来看看。就你们能来呀，我看看还不行吗？这不光是你们的事情。”她还说要到农村去看看。我一听急了：“不行，风太大，去不得。”大姐说：“不怕，我会当心的。”

　　那天夜里豪雨横扫，狂风呼啸，在外面是危险的。我们工作是职责所在，而大姐已是年近80岁、早已退居二线的人了，防灾救灾的职责也不是她的。她顶风冒雨地来到指挥部，说明她心里牵挂的是灾情，是受到灾害袭击的老百姓。

　　宋大姐逝世后，我写了一副挽联：

　　“感知遇恩深，涌泉难报，犹忆在耳箴言：‘最憎抬轿，切莫擦鞋。’永世长怀广州公社战士；

　　为庶民仗义，刚直不阿，已传成碑众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苍生咸仰共产党人英名。”

　　这副挽联，是我听到大姐逝世后的当晚，一夜未睡写成的。这里没有虚言，这是我对她的真实感受。她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不避艰难，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不懈。她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高风亮节，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她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心怀天下大事，情牵人民冷暖，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她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看不得歪风邪气，容不下贪婪自私。她品格高尚，对人无所求，一身布衣，一锅淡饭，她甘之如饴，而她给人的却是她的全部，她的青春，她的生命，她的一切。她革命了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可以看到一颗无私奉献的赤诚的心。

　　宋大姐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