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广州市情网
微信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馆

首页>广州党史>红色记忆
愿托寸心报春晖----记老共产党员钟国祥
  • 来源: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 日期:2020-04-29
  • 浏览数:

  四月,南国广州正是芳菲满树、草长莺啼。

  一个生命,却在这个热闹的春天,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不过,他是在看到祖国民富国强、社会安定的时候走的,他是在祖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走的。他走得平静而安详,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但他周围的人却悲痛难抑。原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的老同志,他所在的单位暨南大学的师生以及他的亲属朋友,悲伤地围绕在他的身边,声声呼唤着他的名字?D?D钟国祥。

  在炮声中觉醒

  1921年,钟国祥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一个农民家庭。

  家里穷,父亲钟德祺小小年纪便漂洋过海,到加拿大给人打工,饱受外国资本家的欺凌。在钟德祺青年时代,恰逢孙中山民主革命风潮迭起,反帝反封建思想在海外华人中影响甚大。钟德祺衷心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思想进步,加入了同盟会。

  钟国祥从小生活在广州。1933年,钟国祥考入省立一中。这是广东省有名的中学,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尤其关注。钟国祺也喜欢读书,他各科成绩都不错,数学、语文尤其好。他打定主意,要学好本领,做个有本事的人。

  人的成长往往是受社会环境左右的。有一件事对钟国祥的思想发展影响甚大,甚至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是1935年的事情。这年冬天,从北平传来了一声怒吼,爱国学生们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整个中国都震动了。

  消息传到了广州,迅即引发了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这年的12月和1936年1月,广州学生举行了3次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大游行,把广州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省立一中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曾参加过大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日本侵华以来,同学们对国家危亡早就忧心如焚,他们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政策,希望国家坚决抗日。北平的学生运动,使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如火山一样爆发了。广州学生第一次游行之后,他们就积极酝酿抗日救国行动。1月9日,全体同学1000多人冲出校门,参加了广州学生抗日爱国大游行。

  一二.九运动惊醒了钟国祥埋头读书做学问的梦想。“北平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严酷的事实摆在面前,中国人已别无选择。在父亲和进步同学的影响下,钟国祥积极投身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他被选为班代表和学校初中部纠察队队长,游行这一天,钟国祥拉响了学校的大钟。

  游行队伍从东较场出发,沿途宣传,吸引了大批市民和工人。在工人和市民的支持下,游行队伍在长堤举行了广州市民抗日救国大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还通电全国:“……在这千钧一发的民族生死关头,我们全国民众,惟有一致奋起,负起抗日救亡的责任,擎起民族抗战的大旗,以热血头颅保卫领土完整,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自由!……”

  一浪高过一浪的学生运动,使广东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陈济棠严令取缔学生抗日运动。1月13日,国民党特务在荔湾路、西华路一带袭击游行学生,十多名学生被打伤,队伍被打散,造成有名的“荔湾惨案”。随后,国民党当局又大肆搜捕和开除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逼走进步教师。但学生们没有屈服。这时,全市学生已普遍发动起来,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已深入人心。省立一中成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钟国祥与同学们一起关门罢课,并组成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

  1938年广州沦陷,钟国祥随学校迁到顺德碧江,这时学校已改名广雅中学,钟国祥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雅支队,担任宣传部副部长。1939年,钟国祥经老师赵元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建立敌后交通站

  1942年5月,钟国祥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在沦陷区广州建立交通联络站。

  广州是钟国祥从小生活的地方。早年旅居海外的父亲在攒到一些钱后,在广州建起了两幢三层楼房。前铺是开明书店,后铺为钟家一家人居住。广州沦陷后,开明书店为日本人占用,钟家的周围,也都是日本人的“护国神社”、日本宪兵派出所、日本富士洋行和日本三井洋行。

  为了开展活动,钟国祥进入日本人开的广州日语学校,学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他主动与日本人打交道,套近乎,以此掩护自己,也借机了解日本人的情况。在广州立稳脚跟之后,钟国祥便考虑在自己家里建立东江纵队在广州的地下交通联络站。从钟家的周围环境来说,是处在日本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但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台风中心往往是安全的。正因钟家周围都是日本人,日军对钟家反而不大注意,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天天看着的这所华侨房子竟然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

  这一切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旅居海外时,备受外国人欺凌歧视,爱国之心甚热。他十分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但让钟国祥在家里建立联络站,还专门腾出房子,给到联络站落脚的地下党负责人使用,在经济上也对联络站全力支持。

  联络站建立不久,曾生、王作尧便派杨和到广州,与钟国祥取得联系。杨和向钟国祥交待了任务:利用合法身份,搜集敌伪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接送地下党的负责人,传送文件。

  很快,联络站送出了第一份情报:日军将要进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根据地,行动计划和军用地图都已获取。

  此后,通过联络站,我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游击区。而党的负责同志也利用联络站长期在广州隐蔽,开展工作。

  1943年初,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从粤北来到广州,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住在钟家。每天早上,钟国祥的妈妈就挎上篮子,借口上街买菜,到街头巷尾四处转悠,确定没有危险后,钟德祺便带着黄松坚到惠爱路云来阁茶楼饮早茶,趁机与省临委的梁广接头,以谈生意为名交换情报,研究建立和发展粤北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

  此后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黄松坚都经常在钟家出入,而地下党的负责人陈翔南、张江明、余美庆、董世杨、钟达明、何君侠等人,也都先后在联络站落脚,以公开身份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地下党的一些秘密会议、地下党与东江纵队的接头,也都在联络站进行。

  1944年,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东江纵队大发展,要从粤北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游击区参加战斗。东江纵队通过杨和,把任务交给钟国祥。

  自建立联络站以来,钟国祥就在考虑打通广州到粤北的交通线问题。当时广州是沦陷区,日本人在各交通要道修筑了碉堡,设立了据点和关卡,一般人要通过关卡进出封锁线是困难的。1943年夏,钟国祥以故衣商人身份,通过关系得到清远芦苞的“大天二”“湿仔佳”和沙坪的“大天二”何老二的保护,打通了经芦苞北上的北江线和经南海九江到沙坪的西江线。这次接送粤北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游击区,这两条交通线正用得着。

  这年冬天,钟国祥到了粤北坪石,通过中山大学党组织,动员了30多个党员和进步学生到游击区。这30多人就由钟国祥安排,分作几批,分别经北江线和西江线到达广州,再由杨和分批护送到游击区。在抗日战争最后的艰苦岁月中,他们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也有不少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5年5月,抗日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日本陷于孤立,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阐述了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了把形势发展告诉全市人民,同时宣传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英勇抗敌的战绩,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联合发表了《告全市同胞书》,号召广州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日,争取最后的胜利。

  这项工作是由陈翔南负责,在广州地下党组织的几个联络站分别进行的,钟国祥家就是其中一个点。这天,油印工作在钟家紧张地进行,他们刻蜡板、油印传单,大约印刷了一、二千份。晚上九时,广州地下党采取统一行动,钟国祥和他读初中的弟弟钟国华、妹妹钟洁娴联络了几个小同学,拿上传单,走到大街小巷,把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里或信箱中,也有少量张贴在公共场所,有的传单就放在高楼栏杆上,任其自行飘落。

  第二天,广州的大街小巷都有《告全市同胞书》,日本人和伪政府恐慌了,竭斯底里地到处搜捕,而广州人民却从中看到了党的力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钟国祥建立的交通联络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直发挥作用,直到1948年9月钟国祥曾还夫妇被捕。

  创办汉华中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香港市委主管文教战线的饶彰风同志指示钟国祥,到香港建立一个教育据点,占领文教阵地。

  战争刚刚过去,大地还在呻吟,百姓衣食无着,物资严重匮乏,钟国祥面临着重重困难。

  1945年11月,钟国祥联络了彭会、李鸿子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在战火中散处各地的进步知识青年。战争的磨难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祖国的强大源于教育兴盛,他们决心白手起家,在殖民地的香港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学校,培养有道德、有知识、有健全体魄、有理想、有自尊的炎黄子孙,使祖国强大起来,不再受外敌欺侮。

  办学首先需要资金,但钟国祥他们都是穷书生,两手空空。找到校址时,钟国祥身上仅余五元钱。就用这五元钱,钟国祥他们买来红白油漆和几张竹笪,挂起了“汉华中学”的校牌,随即开始招生。12月23日,学校如期开学。

  从11月接受任务到12月23日开学,他们找校舍、申请办学手续、组织教师队伍、筹措资金、修缮校舍、招生、购置教学用具,都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可说是雷厉风行,动作迅速了。这一期共取录了7个班,由小学一至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

  一切因陋就简。没有钱发工资,学校只能向教职员工提供一天三顿青菜面条。到了连这样的日子也维持不了的时候,钟国祥就和妻子曾还分别回家向亲友借钱,其他老师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时在香港《华商报》任职的地下党员赵元浩也给他们送来了500元。就这样,他们硬是把学校支撑了下来。1946年9月,汉华中学增设了高中班,成为一家有小学、初中和高中规模的学校。

  贯彻白区党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学校党组织对党员采取单线联系,以党支部为中心开展工作:1、加强革命气节教育,作长期合法斗争准备;2、生活上洁身自爱,抵抗腐蚀;3、反对香港当局的奴化教育,培养爱国爱民的学生。

  党员干部在学校中发挥了作用。在他们的倡导下,老师们认真钻研业务,在教学中见缝插针地宣传爱国爱民的思想,并以生动、活泼、丰富的教学方式赢得了学生们的信赖,学校开始在香港站稳脚跟,同时成为党在香港的一个据点。

  1946年,国民党加剧了国统区的白色恐怖,大批在上海、重庆的文化团体和进步人士陆续转移到香港。汉华中学就以学校为掩护,为这些进步团体提供容身之所。先后在汉华中学寄居的进步文化机构有:华南救济总会、中原剧艺社、木偶剧团,中国新闻学校。

  1947年,党组织准备在广东恢复武装斗争,以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钟国祥离开了香港,到粤赣湘边纵参加战斗。

  两次被捕

  在钟国祥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两次被捕的经历。

  第一次是1945年,那时珠江纵队大发展,钟国祥离开广州的联络站,到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参加游击战争。那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作垂死挣扎,对游击区进行疯狂扫荡。7月1日凌晨,钟国祥所在的队伍在转移途中与敌军遭遇,部队被打散了。钟国祥与几个战友在山中隐藏了6个昼夜,后被当地伪自卫队俘虏,解押到高要县自卫队队部。

  被捕后,钟国祥一口咬定自己是到山区采购药材山货的商人。他对敌人报出了钟家在广州的商号以及山货的行情。敌人对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审讯,钟国祥宁死也不改口。敌人找不到证据,便把钟国祥当作嫌疑犯关押。

  从参加革命开始,钟国祥便作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在狱中,无论敌人是严刑拷打还是威逼利诱,都没有能使钟国祥屈服。但狱中恶劣的环境却使钟国祥病倒了,他染上了痢疾。幸好同监的一个难友设法与钟国祥的家庭取得了联系。这时,地下党员赵元浩正以新闻记者身份为掩护,住在钟国祥家开展工作。得知钟国祥被捕的消息,赵无浩马上展开营救。他把手中仅有的三钱黄金作为费用,通过关系找到肇庆的一个乡绅叫黄菊圃,黄菊圃的亲戚黄范一是伪省府委员、余汉谋的参谋,由黄范一疏通并以黄菊圃所办的《民族日报》作担保,钟国祥被保释了出来。出狱时,钟国祥是被人用担架抬着出来的,他已身染重疾,面色灰黑,骨瘦如柴,只剩半条命了。

  第二次被捕是在1948年9月解放战争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对国统区进步力量进行疯狂的围剿,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的钟国祥与妻子曾还在家中被捕。经过审讯,钟国祥夫妻宁死不屈,最后以违反“戡乱条例”和“危害国家治安条例”,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

  1949年初,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我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伟大胜利,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国民党当局作出和谈姿势,释放部分政治犯。钟国祥的父亲趁此机会,以四万港元疏通了审理钟国祥案件的敌法官马卓南,把钟国祥夫妻保释出来。

  两次被捕,钟国祥和曾还接受了生死考验,他们没有向敌人吐露党的机密。在他们被捕关押期间,他们所知道的共产党地下联络站没有被破坏,与他们有联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无一被捕。

  风雨人生

  广州解放后,钟国祥担任了西江支前司令部参谋长,参与解放海南岛和解放西南的战役。后来担任了西江粮食局副局长兼四会县粮食局局长。曾还作为军代表也到了西江,负责接收省第二人民医院。

  接下来的两年,钟国祥曾还夫妻工作又忙碌又畅快。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对共产党由衷的拥护,都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伟大的祖国建设之中。过去,他们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已经参加了砸烂一个旧世界啊。为了这样的事业献身,他们是会毫不犹豫的。他们又怎会想到,平坦的道路会布满荆棘,壮丽的人生会波涛翻滚呢。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钟国祥被怀疑“泄露粮仓底价”,打成“老虎”,停职反省。7个月后,经调查钟国祥没有贪污行为,但仍以“资产阶级代理人”、“浪费国家财产”的罪名,被判二年徒刑,送劳改场监督劳动,这一年,钟国祥31岁。

  事后得知,这一切仅是因为钟国祥解放前曾两次被捕,有人对他的出狱有怀疑。对他的判决也只是口头宣判,没有判决书。钟国祥就这样被送往劳改场。此后几十年,钟国祥一直背上“历史问题”的黑锅。

  劳动本身并不可怕,钟国祥从不缺少劳动。可怕的是脱离了革命集体,被作为社会的渣宰和人民的敌人,这让钟国祥痛苦不堪。但钟国祥不是软弱的人。参加革命十多年,经过枪林弹雨,也经过白色恐怖,多少困难和挫折没有打倒钟国祥。为了忘却身处劳改场的痛苦,也为了精神上的寄托,他让曾还给自己买来整套大学建筑工程的教科书。学生时代,他的数学是很好的,画图基础也不差,是战争让他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现在,战争已经过去,建设时代已经来临。利用劳改场晚上的时间,就好好地学习和提高自己吧。

  1955年,在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黄松坚的过问下,钟国祥从劳改场释放出来。

  回到家里,等待着钟国祥的又是一场摧肝裂胆的痛苦。他那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的父亲,因为儿子无辜判刑,悲愤过度,已患肝癌去世,而他的第二个儿子,也因父母不在身边,乏人照顾患上白喉夭折。一个曾经是那么快乐的充满生气的家庭,变得凄凉而沉寂。

  难言的悲伤只能咽到肚里。第二天,钟国祥向组织部门要求工作:“我在劳改场自己读了3年大学,建筑设计、施工我都行,让我去搞工程吧。”

  当时全国大办农业,农村基建项目很多。钟国祥被分到正在兴建的三水机械化农场。为了陪伴钟国祥,曾还也要求到这个农场工作。

  这时的三水机械化农场还是一片处女地,荒滩连着荒滩,人烟稀少,杂草丛生,野兔出没,血吸虫猖獗。在没膝深的烂泥塘里,钟国祥穿着高筒水鞋,用塑料布包好双腿,一块地一块地测量和勘探,得到了第一手的数据。接着,农场兴建结合深翻改土,消灭血吸虫,农场职工们在极艰苦的环境中,用铁锹和锄头,兴建规模宏大的机械化农场。

  到了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斗争,三水农场移交出来,作为右派劳动改造的地方。钟国祥曾还夫妇调回省农业厅,钟国祥继续搞机建,曾还到了农业厅属下的仲恺农学院当校医。

  此后十年,钟国祥就在省农业厅管理广东农村地区的基建投资项目审批。他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办事效率也高。技术上的事情,勘探、测量、画图、设计、施工,他样样拿得起;基建工作又苦又累,上山爬坡,风餐露宿,他从没皱过眉头。不管多么僻远的乡村,他骑上自行车,十多里几十里地骑去。在农业厅的十年间,他跑遍全省100多个县、1000多个镇。项目多事情杂,他从来不睡午觉,晚上也带上图纸回家。别人二、三天的工作,他一天完成。他办公室的楼上是省农业厅厅长王维的办公室。有一段时间,王维午睡时,总能听到楼下清晰的算盘珠子响。他不动声色,调看了钟国祥的档案和工作记录。这年年底,王维给钟国祥连升3级工资。

  经常下乡,钟国祥看到了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农民生活贫困,尤其是边远山区,百姓长年半干半稀的只能吃个半饱,其他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更无从说起。财政收入少,村干部往往领不到工资,他们吃着自己的饭,干着集体的事,却没有人抱怨。钟国祥感慨地说:“看到这一切,我什么都想通了。中国还这么穷,还要多少人为它奋斗,我有什么理由不竭尽全力工作呢。”他家里总是备有一个简便旅行袋,里面装好衣物和洗漱用具,什么时候要下乡,给曾还留个字条就走。农民们也喜欢这个随和能吃苦的干部,从来没有人把他当作“阶级异已分子”看待。

  唯有每年的“七?一”的这一天,钟国祥最难过。由于所谓的“历史问题”,钟国祥夫妻一直没有恢复党籍,也就一直不能过党组织生活,甚至没有资格参加庆祝“七?一”的活动。他们两人都是老党员,心中最珍爱的是党,最看重的是党的事业。现在,由于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排斥在党的外面,钟国祥又心酸又难受。后来,每到“七?一”这天,曾还就让钟国祥下乡。她知道,钟国祥只要和农民兄弟在一起,只要一搞起他的基建,就会快乐,就会忘掉一切。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钟国祥的历史问题被重新翻出来。他被斥为叛徒、特务、阶级异已分子,开除公职,与曾环一起下放粤北乌石干校监督劳动。此后十年艰辛,难以言说。

  1978年,暨南大学复校,50年代出任暨南大学校长的梁奇达再任校长。梁奇达是钟国祥珠纵时的领导,抗战时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的政委。他十分了解钟国祥。到任不久,梁奇达就找到省委组织部,点名要钟国祥和曾还两人。钟国祥夫妻随之调到暨南大学。

  患难真情

  在钟国祥坎坷的人生中,有一种温情始终支撑着他,使他在最为悲苦的日子中仍能挺起胸膛,直面人生。这是因为在他的周围,始终有一些热情的善良的人们,亲情友情始终围绕着他。在这里,他卸下了挫折和屈辱,重拾了自信和尊严。

  妻子曾还,当年珠江纵队的医生。抗战期间,还是一个女学生的曾还在澳门镜湖医院护士学院学习。强敌的入侵,社会的动荡,人民生活的悲苦,深深触动了曾还。她痛恨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痛恨国民党的软弱无能,渴望中国自立自强。课余,她偷偷地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如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还有介绍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的延安》等等。书籍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使她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一天,在医院值班的她又在偷偷地看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看得太入迷了,连院长柯麟来到身边也没有发现。

  柯麟是我党早期党员,著名的医学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抗战时期,他在澳门以行医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这次巡房,偶然发现曾还是个思想倾向进步的青年,他没有惊动曾还,在对她进行了一番考察后,决定培养她参加革命。此后,柯麟每次查房,总要带上曾还。他向曾还传授了大量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特别培训她的战地救知识。曾还学习期满毕业时,柯麟把她送到珠江纵队。这一年,曾还刚满18岁,但已是一个熟练的战地救护人员了。

  1945年,钟国祥从东纵调到珠纵,认识了曾还。他们情趣相投,经历相近,共同话题很多,很快就走到一起。

  后来,两人有过很多共同奋斗的岁月。钟国祥到香港办汉华中学,曾还也随之到汉华,负责学校的庶务工作和筹办经费。钟国祥回广州搞交通联络站,曾还是他的得力助手。解放前夕,两人一起被捕坐牢,出狱后继续斗争,迎接解放。

  解放后,钟国祥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判刑、劳改、开除公职和党籍,长期背着“历史问题”的包袱,此后二十多年,凡有运动必要挨整,必要做检讨。随便什么人也可以刁难他、骂他,甚至别人做了错事也可以向他头上栽赃。这个时候,只有曾还能够理解和宽慰他。一次,受到委屈后的钟国祥又陷入痛苦和迷惘中,曾还平静地对他说:“我们参加革命时,你想过会这么快就解放吗?”钟国祥说:“没有。那时是做好准备长期艰苦奋斗的。”曾还:“那好,我再问你,你想过以后会当官吗?”钟国祥:“没有,我是做好准备流血牺牲的。”曾还:“这就是了。我们连命都可以不要,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别人说什么是他们的事,我们一样可以干好工作。”她鼓励钟国祥,无论情况怎么恶劣,都要坚持下去,历史会证明他们的清白的。

  60年代经济困难,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在仲恺农学院上班的曾还就把儿女带在身边。农学院研究农作物,田边地头的空地能种上些番薯芋头,孩子们容易填饱肚子,家里省下的口粮可以让钟国祥多吃点。回到家中,曾还包下了所有家务,让钟国祥安心工作。逆境中的孩子早懂事,钟家的孩子们很听话,功课不用人操心。周末,钟国祥会陪着儿女们一块看电影,那些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如《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嗄》、《铁道游击队》等等,钟国祥是百看不厌的。有时候他们也去打球、游泳或溜冰,一家人互相关心,苦中寻乐。

  “文革”期间,两人一起到了粤北乌石干校。白天,钟国祥在基建队盖房子,曾还到地里种花生种黄麻。晚上,他们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会和批判会。干校的人分住男女集体宿舍,行动也有人看着,两人见了面也不能随便说话。这时,一个会心的微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就能传达出很多很多,就让他们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1978年调到暨大,两人过了一段相对轻松愉快的日子。尽管党籍没有恢复,但社会生活逐步走向正常,党的工作重心也转向经济建设,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几年后,曾还也退休了,就常陪着钟国祥下工地,给他管理财务,她既是工作助手,又是家庭医生,把钟国祥调理得健健康康的,精神饱满地去工作。看着大楼一幢一幢地盖起来,夫妻二人感到由衷的高兴。

  1995年5月,钟国祥病倒了,他得了中风、脑血栓、右偏瘫,医生说他只有三年好活了。曾还把他从医院接回家。她自己是个医生,她知道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同样重要。此后每天,曾还对他嘘寒问暖,照顾十分周到,同时给他做按摩,配合用药和日常保健。半年后,钟国祥居然能够柱着拐杖自己行走,两年后他甚至能够自己上下楼梯了。康复后的钟国祥兴致勃勃地作了一首《康复乐》:

  老骥依然怀远志,红心那怕病魔缠。

  心宽意广气平静,万事忧烦化云烟。

  举足扶杖勤练步,古稀犹似少青年。

  花好月圆人长寿,笑语欢歌永乐天。

  此后,暨大的师生们,就常常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温馨的画面:每天,伴着朝阳和晚霞,一对白发老人就会互相搀扶着,出现在校园的小道上。他们一起慢慢地散步,不时停下来轻声细语,看花飞蝶舞,听鸟唱茑啼。那种亲近和从容,就是年轻的恋人们也为羡慕。

  几年后,温馨不变,画面却换了一个模样:老头儿坐在轮椅上,身后的老太太慢慢地推着他。他们依旧从容,平静的脸上写着饱经沧桑之后的恬静和温柔。

  如果说,曾还给予钟国祥的是融融爱意,那么,钟国祥的同学和战友给予他的,就是诚挚的友情,就是古道热肠。

  钟国祥与他们已有几十年的友谊。他们既是同学,又是战友,不少人还是在钟国祥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相知几十年,他们对钟国祥的为人最清楚不过,说得天塌下来,也不相信钟国祥是什么“叛徒”、“贪污犯”。从50年代钟国祥出事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们始终与钟国祥保持来往,不离不弃。“文革”时期,钟国祥被赶到粤北干校,家中只有几个小儿女,大的十多岁,小的七、八岁,他们与老祖母相依为命,日子清苦可想而知。钟国祥的同学们这时也大多靠边站,便轮流到钟家探望,跟孩子们谈谈学习和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逢年过节,钟国祥夫妻在干校不能回家,同学们必定相约到钟家,给孩子们送点过节的东西,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自爱自强。十年间,这种探访一直没有中断。

  打倒“四人帮”后,和煦的阳光回到人们心里,这群老同学又能自由来往了。患难见真情,他们的友谊更牢固更真挚了。

  1998年2月16日,正是农历春节期间。这一天,十多个广雅的同学相约到了钟国祥家,探望康复后的钟国祥,并祝贺他乔迁新居。都是满头白发的人了,回首过去,他们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经历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黑暗腐败,经历过解放后历次运动的风风雨雨,现在又迎来改革开放的好时候。他们为改革开放的中国高兴,为国强民富高兴。尤其是钟国祥,他更是感到当初跟着共产党,为祖国和人民的独立富强而斗争,这条路是走对了。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他们无怨无悔。

  这一天,满堂欢声笑语,大家象是回到青春少年,意气风发,兴致勃勃。饭桌上,曾还向大家公布了一个消息:今天是钟国祥78 岁的生日。顿时,同学们连声欢呼,频频祝酒,气氛相当热烈。来自香港的罗志澄即席作了一首诗,向钟国祥致贺:

  《祝贺钟国祥学长华诞宴后即事》

  听君一席话,胜读史千篇。

  经历艰辛险,益磨斗志坚。

  积功无自傲,创业为公先。

  国泽颁优奖,福人乐暮年。

  钟国祥十分感激地望着这些同学,心中甚是温暖。略一迟疑,他也提笔写道:

  《谢广雅诸君新春到访》

  新春承到访,笑语喜连篇。

  情暖厅堂内,辉生篷荜前。

  名利等闲事,康健贵为先。

  挚友毋相忘,诚交数十年。

  晚年,回首坎坷的一生,钟国祥感慨地说:“这辈子吃过苦遭过罪,但却遇上这么些好人。一是有几个好领导,知道我没有私心,不求名利。二是有一群好同学,不管受冲击还是挨批斗,他们患难与共,不离不弃。三是有个好妻子,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相濡以沫,无怨无悔。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愿将寸草心,来报三春晖

  1984年,钟国祥终于接到了平反通知书,他们两人的党籍也都恢复了。沉冤30年,他们终于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说到过去挨整,钟国祥说:“那是执行路线的人搞错了。党是伟大的,我拥护党。”

  遭难的时候,钟国祥从来没有想过离开祖国。其实,他是有这样的条件的。钟国祥和曾还都有亲人在香港,曾还的哥哥曾正是五、六十年代香港名震一时的建筑商,香港柯士甸地王,“正记”公司的老板,香港最大慈善团体东华的元老。他与霍英东、何鸿 等人曾合资兴建尖沙咀名厦星光行,成为全港第一幢以分层卖出的商厦。五、六十年代是曾正事业的颠峰时期,他手中拥有十五幢大厦,身家过十亿。钟国祥也是搞建筑的,且又遭遇坎坷,曾正于是一再劝钟国祥到香港,他认为钟国祥会在香港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但钟国祥从来没动过心。他说:“中国很穷,她的儿女有责任去建设祖国。我不会舍弃她。”

  到暨大后,钟国祥仍然搞他的老本行?D?D基建。尽管这时钟国祥已经63岁,但他精力充沛,干劲十足。那时学校刚刚复办,办公用房、教学用房、生活用房十分紧张,基建资金严重不足。学校倒是有空地,但祖国百废待兴,有限的资金还很难顾及学校。钟国祥利用他多年从事基建的经验,多方联合,先是促成了暨大与建设银行天河分行合作,建起了一幢5000多平方米的大楼,建成两单位5:5分成,解决了暨大离退休干部的办公用房和活动场所,同时出租房子所收的租金还可给学校一点补贴。其后,钟国祥又承担了与香港粤海集团公司合作,在东风中路黄华路口筹建高层大楼的工程。钟国祥多方奔走,在广州市建委、城市规划局、房地产局的支持下,从立项、征地、拆迁原居民户,到规划、施工,钟国祥顶烈日,冒[寒霜,起早贪黑,在大楼工地奋战了四个寒暑。在这过程中,钟国祥顶烈日冒寒霜,起早贪黑,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期间,经过钟国祥手中的钱何止百万千万,但钟国祥每一笔帐都是干干净净的。以至于香港粤海集团的老板对属下说:“凡是钟国祥上报的帐,全部报销。”这幢大楼没有得到国家和学校的投资。大楼落成后,暨大华侨医院得到600多万元和1000平方米用房,暨大得到600平方米用房。

  此后,经钟国祥联系和策划,暨大还与珠江投资公司合作开发建设教工住宅和社区小学,此举使暨大得到800多套教工住宅,暨大教职员工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当初,邓小平说过:“我愿意成为大家的后勤部长。”这句话让全国的知识分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今天,钟国祥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用自己的工作诠释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内涵。

  1992年,钟国祥被评为学校优秀共产党员。

  1995年病倒后,钟国祥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但他的生活热情没有变,他对祖国的热爱没有变。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尤其关心改革开放的进展。他对祖国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对前进中的挫折和问题苦苦思索。他尤其愤恨腐败,常说:“共产党一定要管好党,管好军队,人民的权力要还给人民。“

  香港回归,钟国祥兴高采烈,与曾还一起到香港故地重游。这块土地曾经洒下过他们艰辛的热汗,留下他们战斗的足迹。但过去,她带给炎黄子孙的只有痛苦和屈辱。现在,游子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接着,澳门回归,祖国强大的形象再一次树立在世界面前。钟国祥活了几十年,现在是最高兴的日子。

  盛世多乐事。2003年,杨利伟上了太空,世界人民的目光再一次锁定中国。钟国祥欢呼雀跃,他一次又一次地观看电视转播,喃喃自语地说:“中国人上太空了。中国人了不起,中国了不起。”

  神舟五号化作了彩虹,永远地留在钟国祥的记忆中。带着满足和愉快,钟国祥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看到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未来,他坦然了无遗憾。

  他已把所有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俯仰无愧于天地。

  就像阳光下的那丛小草,太阳赋予了小草以生命,而小草也将自己全部的葱绿绽放给了太阳。

上一篇: 公仆许士杰 下一篇: 永远的怀念----写在宋维静雕像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