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全体会议讨论处理广州起义等问题

　　12月20日 ，李立三受中共中央委派抵达香港，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当天即召开会议，决定以张善铭代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则以中央巡视员资格指导广东省委工作。

　　1928年1月1日至5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举行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善铭、黄平、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吴毅、陈郁、沈青、沈宝同、何潮、李源、黄钊等，以及团中央巡视员陆定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改组省委领导机构，确定党今后的任务、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

　　对于广州起义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决议案》， 虽然肯定了广州起义的意义，总结了经验教训，但在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过多地追究领导者的责任，采取了惩办主义的做法，对起义领导人黄平、周文雍、叶挺、陈郁、恽代英、杨殷、吴毅等都作了“政治纪律”处分，他们或被撤职，或被警告。会议选出了新的省委，省委常委由李立三、张善铭、沈青、黄谦、罗登贤、王强亚、李源等7人组成，以李立三为书记。1月3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则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对广州起义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围绕如何评价广州起义的问题，广东省委与临时中央政治局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

　　1月16日，由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举行常委会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对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李立三并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致信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表示不能接受中央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结论。中共中央遂于1月25日发表致广东省委并全体同志信，要求“省委必须服从中央的意见，停止省委决议案在各级党部的讨论， 速将中央决议案散布下去”。中央还决定调李立三到上海面谈，而由邓中夏代理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于2月26日发出第三十五号通告，作出停止争论的结论性意见，并派周恩来到香港，纠正了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领导人的错误处分。

　　市委机关第一次被破坏，新一任市委组成

　　1月上旬，中共广州市委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重新成立，以麦裕成为书记， 季步高、周文雍、黄丽江、范慎修、王华、谢田为委员。但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开展活动更为困难。同月下旬，设在乐安坊20号2楼的市委机关被国民党卫戌司令部谍捕队破坏，麦裕成、黄丽江、范慎修以及工作人员40余人被捕。不久，麦裕成等人被杀害。麦裕成1902年出生于广州巿， 是一个从工人中成长起来的党的优秀领导人，牺牲时年仅26岁。

　　同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指示立即恢复市委，由季步高、周文雍、王华、谢田、叶耀球等5人组成，以季步高为书记。省委还指示，目前要迅速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加紧注意秘密工作，努力开展士兵运动，组织秘密工会。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对共产党人加以镇压。2月中旬，刚刚恢复成立的广州市委又被破坏，共有10人被捕牺牲。巿委领导人中，只有市委书记季步高一人幸免。随后，广东省委派吴毅到广州与季步高共同进行恢复市委工作。5月上旬，广州市委正式恢复成立，由省委常委吴毅兼任书记，季步高、何深、叶朗、蒋光廷任常委，以上5人另加姚常、吴殿为委员。市委出版机关刊物《工农兵》，指导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周文雍、陈铁军遇害

　　2月6日，中共广州市委委员周文雍、陈铁军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红花岗。

　　周文雍，广东开平人。1925年就在广州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是广州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委员、省委常委，积极参与组织领导广州起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周文雍和陈铁军按照党的指示，假扮夫妻，建立秘密机关，紧张地投入到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广州起义期间，他担任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他们奉命转移到香港。1928年1月，周文雍和陈铁军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随时被敌人逮捕的危险，又毅然回到广州，继续以夫妻名义从事地下工作。

　　陈铁军原名燮君，出生于佛山市一个华侨家庭。1926年，她在广州坤维女子中学毕业后，考人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加人中国共产党。从这时起，她改名叫铁军，表示立下决心，誓把一切献给党和革命事业。大革命失败后， 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她与党组织一度失去了联系。她的哥哥想方设法找到她，劝道：革命已无可挽救了，你何苦去冒杀头的危险呢？你是个好学的人，我就把你送到外国留学去。你也该为自己的幸福打算了。但铁军认为，正是革命到了紧急关头，才需要不怕危险的人。为大众的幸福而被杀头，也就是自己的幸福。铁军对哥哥的好意断然予以拒绝。哥哥被她的革命意志感动了，表示积极支持她干革命。

　　正当周文雍、陈铁军积极进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准备部署新的战斗的时候，2月2日，由于叛徒告密，大批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他们二人作为秘密机关的住处，周文雍和陈铁军双双落入敌人的魔掌。在狱中，尽管敌人对周文雍施以酷刑，使他多次昏死过去，但周文雍始终坚贞不屈。当敌人拿来纸笔，强迫他自首时，他却愤然疾书，痛斥敌人的无耻和罪恶。然后，他又在狱室的墙上写下了绝笔诗：

　　头可断，

　　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志士头烦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这是一首表现英勇的共产党人视死如归、气吞山河，为后人千古传颂的著名诗篇。

　　周文雍、陈铁军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在长期朝夕与共、并肩战斗的日子里，他们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时，在他们面临极刑，在他们把年轻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的最后时刻，周文雍和陈铁军在狱中并肩站在一起照了一张合影，以实现他们早已心心相印，结为革命夫妻的愿望。周文雍、陈铁军被押往红花岗刑场的时候，在囚车上神态自若，毫无惧色，沿途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向群众发表演说。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组成了一条长长的送别的行列。

　　周文雍、陈铁军牺牲时，分别年仅23， 24岁。

　　广州市委将广州划分为8个区并分别设立区委

　　六七月间，中共广州巿委将广州划分为东区、西区、南区、东郊区、南郊区、西郊区、北郊区、新塘区（由原增城县委改称）共8个区，并分别设立中共区委。原番禺县委撤销后所辖党组织分属南郊区委、东郊区委领导。黄鸾祥任东区区委书记，何良任西区区委书记，李耀先任南区区委书记，韦庸之任东郊区区委书记，李公侠任南郊区区委代理书记，姚常任西郊区区委书记，陈永善任北郊区区委负责人，伍来成任新塘区区委书记。

　　中共六大通过纪念广州起义决议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认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尤其是广州武装起义，在政策上决非盲动主义的政策”，重申肯定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所指出的广州起义的重大历史意义，并通过了《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决议规定，“每年十二月十一日党要纪念它，号召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纪念它”。还指出：广州起义“不仅开辟了中国民权革命的新阶段一苏维埃革命的阶段， 而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著作”，“与英勇的、伟大的巴黎公社有问样的价值”。

　　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对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通过了《关于广州暴动问题的决议案》；2月26日，巾共中央又以第三十五号通告向全党发出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的补充》，重申了中央对广州起义的肯定。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劳动法》又作出规定：十二月十一日为广州暴动纪念日。是日，一切机关停止工作，集会纪念。

　　市委贯彻落实省委《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工人运动逐渐恢复

　　6月18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职工运动决议案》。该决议案针对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解散工会组织，“所有非工贼主持之工会，全数被封”，“比较觉悟的工人稍有秘密活动，即遭拘捕、枪决”，“一切集会言论、武装罢工等自由，尽被白党剥削”，“一切民众运动都被禁止”，广州乃至全省的工人运动均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总结了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低潮下恢复开展工人运动的方针路线。决议案认为，过去我们的工人运动“政治斗争过多，越做越脱离群众。目前若不是深人经济斗争，就不（能）将广大群众领导起来”，“政治斗争在经济斗争未能深入以前，亦是不能发动群众”。因此，决议案强调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应由过去公开的政治斗争转为以经济斗争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要在工厂或工人集中的地方，利用各种原有社团，把工人组织起来；要帮助黄色工会中的群众为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使其脱离黄色工会的影响；对反动工会（黑色工会）的工人群众则从其头目的经济压迫和剥削入手，让广大群众认识其反动面目。同时还提出了“目前要由小的斗争做起，然后转到大的斗争”，“小的斗争并一定要罢工”等适合当时政治环境的斗争方法。随后， 省委又接连致信广州市委，对如何恢复工人的斗争、发展工人运动作了一系列的指示。

　　广州市委根据省委确定的方针，制定了“职工运动计划”，在开展工人运动中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上，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逐步取得了成效。首先以广州工代会名义恢复出版了《工人之路》，所载文章“完全是工会消息和经济斗争的鼓吹”，取得了广大工人的信任；协助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并在领导渣甸船务工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而引起很大反响；抓紧恢复重建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工作，到同年8月，全市党员有400人左右，为进一步推动工人的斗争准备了力量；在此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暴动周年纪念日发布了《告机器工友书》，市委抓紧时机，派人到机器工人中宣传，在黄色工会控制下的机器业工人中扩大了影响。由于策略、方法得当，到同年底，广州的工人运动已有相当恢复，油业、土木建筑、煤炭、轮渡、糖面、手车夫、铜铁、粮食、码头工人、运输、车衣等行业都恢复建立了赤色工会，尤其是油业工人，约有三分之二加入了赤色工会。

　　中共南石头监狱特别支部成立

　　7月，南石头监狱内的中共组织正式改建为特别支部。

　　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南石头监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一间大监狱。初称为“国民党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南石头惩戒场”，以后又改称“惩教场”。1927年“四一五事变”后，这里就开始成为国民党当局关押、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监狱、刑场。“四一五事变”中，就有100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送到这里关押，其中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刘尔崧、李森、邓培等在这里被秘密杀害。在此期间，被捕的共产党员为了在狱中开展斗争，曾秘密组成了一个中共领导小组，并与中共广州市委取得了联系。1928年7月，由于领导小组成员大多已被杀害，根据广州巿委指示，领导小组正式改建为特支。潘云波（潘先甲）曾任书记。后来还与机关设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长期以来，南石头监狱中的党组织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一直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领导狱中难友以绝食、组织互济会和读书会等各种方式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保护了自己的同志，争取教育了群众。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经上级党组织多方交涉、营救，被监禁在这里的幸存“政治犯”才终于获得释放，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

　　市委机关连遭破坏，多名领导人被捕牺牲

　　7月，由于中共广州市委机关于同年初遭到破坏之后，5月间，刚刚恢复建立的广州市委又遭受严重破坏，市委书记吴毅、常委季歩高等10多人先后被捕牺牲，因此，省委于当月派阮峙垣、蒋光廷进行恢复市委的工作，由阮峙垣任书记，蒋光廷、吴星崖、闻禧为委员。8月中旬，市委机关再遭破坏， 阮峙垣等被捕，由李耀先继任书记。到翌年1月，市委机关又反复多次遭受破坏，李耀先被捕牺牲，继李耀先之后，担任市委书记的姚常、黎伟雄先后被捕后叛变。广州市党组织遭到严重摧残。

　　吴毅，四川忠县人，1924年考入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到中共广东区委工作。“四一五事变”后，第一届中共广州市委成立，他担任巿委第一任书记，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1928年4月， 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牺牲时年仅21岁。

　　季步高，浙江龙泉县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投身工人运动，是第一届中共广州市委领导成员，参与了广州起义的具体组织工作。1928年4月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并一直参与市委的领导工作。在吴毅因广州起义被错误处分期间，一度担任巿委书记。牺牲时年仅22岁。

　　李耀先，广东揭阳人。在广州求学期间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前夕，他协助周文雍，参与组织建立广州工人赤卫队，并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后任中共河南区委（后改称南区区委）书记。1928年9月，刚担任市委书记仅一个多月便被捕牺牲，时年仅24岁。